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形势、现状和重点任务
发布时间2018-10-31 稿件来源:国民经济核算处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发展目标。江苏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进一步提出“六个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包括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乡建设、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六个方面。其中,经济发展高质量居“六个高质量”之首,也是“六个高质量”的物质基础。本文以经济发展高质量为核心,在发展历程回顾和国际形势判断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指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与内涵

经济发展是全面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打下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三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高速增长,无论从当前收入水平考量,还是从国际经济格局出发,都进入到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阶段。

(一)我国人均GDP超过发展中经济平均水平

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均GDP。回顾历史,我国经济发展起步晚、增长快。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发展还非常落后,全球人均GDP约为我国的13.6倍,发展中经济体约为我国的3.6倍。2009年,我国首次实现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赶超,随后优势持续扩大。2017年,初步测算我国实现人均GDP为59660元,按年均汇率折算为8836美元,已相当于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10827美元)的82%,比IMF测算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5018美元)高76%,发展程度在发展中经济体居于前列。较快增长的人均GDP也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削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才能促进人均GDP可持续增长,进而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我国GDP总量占发展中经济比重为38%

审视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1990年,全国GDP总量按官方汇率折算为3986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仅为1.7%,占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为7.8%,在国际上属于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全国GDP总量已超6万亿美元,总量增长约15倍,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9.2%,占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为26.6%。2015年,全国经济总量突破1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15.1%,占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达38.2%。2015年至今,虽然官方汇率略有波动,但我国经济总量份额基本稳定,保持在全球15%和发展中国家38%的比例。这一比例,意味着目前我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已与美国占发达国家的份额接近。1990-2017年这段较长的时期内,美国GDP占全部发达国家的比重最低为30.4%,最高为40.2%,在某种意义上定义了大国经济的极限。因此,未来我国经济必须跳脱出原有的舒适区域,坚定不移去产能、补短板,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空间。 

(三)产业转移对经济份额的拉动已接近临界

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可简化为发达国家从事的中高端产业和发展中国家从事的中低端产业。随着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提高,不足以支撑较高收入的产业模块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份额的提升。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在2000年仅为20.8%,2010年提高到34.5%,2017年进一步提高到39.7%,形成了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约为6:4的总量格局。如果说全球化初期,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分工协作,那么当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威胁到发达经济体的总量优势之时,产业转移势必会遇到阻力。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部分发达国家对产业转移态度的逆转,2010年至今,虽然发展中经济占全球的份额有所提升,但全部由中国贡献(提高5.8个百分点),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份额甚至下降了0.7个百分点。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能持续超越全球,预示着产业转移对发展中经济体份额的拉动已接近临界。 

(四)我国已全面介入全球高技术领域的竞争

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发展的上限由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所决定,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能够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主要依靠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利用中美上市公司数据(截止至2013年)分析了两国在不同产业的创新表现:美国在科学研究类行业(如生物技术、医药和半导体设计)具有绝对的创新优势,我国在效率驱动类行业(劳动密集型)相对较优,在工程技术类和终端产品类行业方面,虽然美国具备优势的领域略多,但我国也在高铁、风电和家电等领域实现赶超,表明中国已开始介入全球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

我国向价值链高端攀登的努力增强了经济增长的韧性。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增速下滑,但相比其他金砖国家和发达经济体,整体表现依然优秀。2010-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27.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计算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速相关系数,1980年至今两国经济相关系数为0.28,属于较弱的正相关,但2008年至今相关系数为-0.39,呈负相关,说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依赖程度下降,已具备自主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展望未来,随着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产替代能力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将不断上移,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将持续提高。由于我国总人口约为美国的4倍,预计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经济总量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二、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坚持走规模与质量齐头共进的发展之路,形成了完善的工业体系,积累了较为充裕的物质资本、科技基础和管理经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江苏具有“高起点开局”的优势,发展水平、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是江苏的能力所在,也是江苏的责任所在。

(一)人均GDP已跨越高收入门槛

据初步测算,2017年江苏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07189元,按汇率折算约为15876美元,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为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35%。与2017年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12056美元高收入标准相比,江苏已超过高收入门槛3820美元。

回顾历史,与全国相比,江苏人均GDP水平高、增速快。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人均GDP为全国的1.27倍,2017年已达全国的1.8倍,其中苏南地区按汇率折算已超2.2万美元,约为全国的2.5倍。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江苏处在不断赶超的进程中。上世纪90年代,江苏人均GDP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约为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新世纪开端,江苏已实现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赶超,人均GDP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2012年,江苏首次超过全球平均水平,2014年又进一步超越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站在当前的起点上,江苏下一阶段目标应是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平均水平的50%,向韩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二线发达国家看齐。

(二)产业发展步入后工业化阶段

改革开放至今,江苏经历了完整的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变迁的轨迹勾勒出江苏经济发展的轮廓:产能强大、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积累物质资本,推动道路仓储、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并进一步推动服务经济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江苏三次产业尚为“二一三”结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1990年前后,第三产业经济规模已超越了第一产业,形成“二三一”结构;到2015年,产业格局进一步转变为“三二一”,第一产业占比降至5%左右,第三产业占比增至48.6%;2016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50%,江苏跨进服务经济主导的后工业化阶段。三产结构外,产业内部更替也在持续,2017年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42.7%,比2010年提高了9.7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3%,比2010年增加了1倍有余。全国范围内对比,除京、沪、津三个直辖市外,只有江苏、广东和浙江三个省份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发展程度居全国前列。

(三)科技活动和企业创新较为活跃

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过程。2017年,江苏科技机构达2.54万个,比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统计开始实施)增长了1.8倍;科技活动人员达122万人,比2011年增长了49.5%;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2.7%,比2011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企业研发意愿较高。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为1.9万家,占比达40.1%,分别比2011年提高了264.4%和28个百分点;企业专利申请数为13.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为4.9万件,分别比2011年提高了77.6%和119.7%;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为11.8万件,约为2011年的4倍。

国内横向对比显示,江苏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连续多年位居全国榜首;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全国前列,超过全国研发投入总额的八分之一;每千人就业中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为11.77人年,强度超全国的2倍。2014年,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第5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中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截至目前,也只有珠三角国家示范区同样以城市群为单位。

(四)国际贸易总量结构持续优化

对外贸易顺差是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在1990年左右成为货物贸易顺差国,到2007年贸易顺差总额已超2万亿元,2015年突破3万亿元,2017年略有回落,为2.87万亿元,“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毋庸置疑。江苏作为沿海外贸大省,出口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2017年江苏实现出口额达2.46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16.0%,仅次于广东(4.22万亿元);贸易顺差额为9192.3亿元,占全国的比重32.0%,居全国第三,低于广东(1.62万亿元)和浙江(1.33万亿元)。

对外贸易结构能够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处的位置。改革开放早期,我国主要通过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参与全球经济,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总货物贸易比重在2000 年高达 48.5%;随着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产业链更长的一般贸易快速发展,一般贸易占比自2006年开始逐步提升。与全国发展步调相符,江苏的贸易方式近年来持续改善,2017年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总货物贸易比重为48.1%,比2006年累计提高了19.4个百分点;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也不断优化,2017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比重为65.8%,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为18.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比重达37.9%,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为20.7%。

(五)成本结构改善促企业利润提升

市场经济推动优质企业在竞争中发展,从而产业集聚程度和市场组织结构不断优化。集聚带来的规模优势对企业成本结构具有正面影响,内部管理改善和透明市场有助于各项费用下降,共同推动企业盈利能力提升。

以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00年至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毛利润率(毛利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随宏观市场变化在11.4%-14.6%的区间小幅波动,但反映盈利能力的息税前利润率指标始终保持稳中向好,从2000年的5.4%提高到2017年的7.6%。从成本结构看,2000年企业主营业务毛利润率水平不低,为14.4%,但销售和管理费用高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高达8.6%,因此扣除费用后企业息税前利润率仅为5.4%(含营业外收支),相对较低;随着销售和管理费用占比得到控制,企业利润水平也相应回升。具备合理的盈利能力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预防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规上工业企业息税前利润率始终保持在7%以上,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也实现了6.6%的利润率,说明企业已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三、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以当前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为起点,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要求,综合考虑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江苏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在于要素配置优化、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和优质企业培育等方面。

(一)促进要素流动,提高配置效力

要素流动最容易测度的就是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江苏也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1990年至今,江苏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56.6%下降到16.8%,累计减少39.8个百分点,第二和第三产业通过吸纳就业转移,就业比重分别提高了14.2个和25.6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江苏的就业结构依然存在大幅优化的空间。美国、日本和韩国2016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1.7%、3.5%和4.9%,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79.4%、70.9%和70.3%,江苏第一产业还能释放出12-15个百分点的劳动力,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还有约一倍的增长潜力。

在后工业化阶段,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最高、增长潜力最大。江苏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人均创造增加值自2013年起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优势持续扩大。2017年,初步测算江苏第三产业就业人均创造增加值为22.1万元,是第一产业的4.4倍和第二产业的1.2倍。因此,持续扩大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江苏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具体路径如下:第一,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方式,以“机器换人”、“去产能”等方式释放低效劳动力占用,增加专业技术岗位,提高技术装备水平。第二,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发展新型服务供给,大量吸纳一、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例如网约车、网络外卖等服务。第三,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金融业、信息技术行业等,以高端服务业带动全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第四,配合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抓紧培养紧缺型技术人员和服务业人才,逐步实现农村劳动力和一线操作工人向服务业岗位的转换。

(二)优化创新投入,增强竞争实力

技术创新能力测度主要包括创新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的创新总指数位列全球第17位,其中产出、投入和效益3个分指数分别位列第10位、第27位和第3位。效益分指数仅次于瑞士和卢森堡,说明科研活动投入能够高效转化为创新成果;投入分指数相对落后,意味着我国技术创新的相对短板在于创新投入不足。我国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研发投入强度,下同)2016年为2.12%,比2001年提高1.18个百分点,在各国对比中提高较快,但强度水平依然偏低。江苏的研发投入强度略高于全国,2017年为2.70%,接近美国(2016年为2.74%),但低于日本(3.14%)和韩国(4.24%)。从知识积累角度,江苏虽然边际投入强度接近美国,但由于早期投入强度较低,加之早期经济总量也偏小(增速较快),因此知识资本的积累远低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以同样经济增长较快的韩国为例,为了弥补知识资本积累较迟、经济总量规模较小的欠缺,韩国研发投入强度提高迅速,2010年超过瑞典位列全球第二,2014年还曾超过以色列居全球第一。2001-2016年,韩国研发投入强度累计提高1.90个百分点,同期江苏提高了1.69个百分点。

研发经费支出结构也需要重视,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较低的问题。2016年,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总研发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6.9%、12.6%和16.0%,我国仅为5.2%。资金主要被投入到试验发展上,说明我国现阶段技术创新的定位依然以“跟随”为主,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瞻性投入不足。江苏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占比甚至低于全国,说明江苏尚未肩负起自主创新排头兵的重任。目前,江苏专利总量的70%集中在传统产业和外围技术,高新技术企业“两头在外”现象突出,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

(三)培育一流企业,构造发展主力

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必须孕育世界一流水平的企业。2018年7月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我国以2017年营业收入衡量的(不含港澳台)上榜公司为103家,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占榜单比重为20.6%,超过了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分行业看,房地产、纺织行业的世界500强上榜公司全部为中国公司;工程与建筑、采矿、原油、金属产品的中国公司占比为60%以上;贸易、互联网服务和零售的中国公司占比为50%;能源、建材、机械、设备、银行、汽车、电信、公用设施的中国公司占比也都超过了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与之对应,我国在高技术行业的国际一流公司相对较少,消费和服务领域尚未能培育起国际一流公司。

从省域分布看,广东的上榜公司数量(12家)最多,产业覆盖面最广,高技术领域有互联网(腾讯)和通讯设备(华为),制造业有汽车(广汽)、家电(美的)和金属材料(正威),服务业有贸易(雪松)、银行(招商)、保险(平安)和房地产(万科、恒大、碧桂园)。在净资产收益率榜上,中国公司排位靠前的是腾讯、碧桂园、华为和美的,无一例外都是广东公司。浙江的上榜企业数量不多(3家),但汽车(吉利)、互联网(阿里巴巴)和贸易(物产中大)的产业分布颇具发展潜力,充分体现了区域发展特点。相比之下,江苏3家上榜公司(太平洋建设总部已迁往新疆)分别为钢铁(沙钢)、纺织(恒力)和零售(苏宁),都属于传统产业。江苏虽然打造了南京软件、苏州纳米、无锡物联网、常州碳材料、泰州生物医药等多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但未能培育出国际一流的高技术企业。国际一流企业具备规模优势,是区域自主创新(基础研究投入)和参与全球治理(行业标准制定)、实现弯道超车的主力军,培育一流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四、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认清经济形势,确立主攻方向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期发展目标,新时期面对的经济形势有以下特点:第一,江苏人均GDP已超过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第三产业总量占比超过50%,生产效率已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江苏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已达到40%,发达国家的总量优势受到威胁,必将严守高端产业的市场份额,高端产业的技术壁垒加强、竞争趋向激烈。第三,江苏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在于生产效率,以2011年美国美元的不变价购买力折算(扣除了汇率、通胀的波动和各国物价差异),2017年美国就业人员人均创造的产品或服务增加值相当于江苏的2.5倍,日本和韩国分别相当于江苏的1.7倍和1.5倍生产效率提高是人均GDP持续增长的前提,自主创新和高端产业的发展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认清形势有助于确立目标,指明新时期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

(二)完善激励制度,扩大创新投入

后工业化阶段,高端产业和轻资产的服务业成为增长的主动力,依靠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加速物资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用不断减弱,知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快速提升。2008年,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建议将研发支出作为知识资本计入GDP,体现出这一发展理念的转变。因此,新时期投资活动的重点应逐步转移到科技创新上来,完善创新投入的激励制度,解决创新投入的资金来源。第一,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选择创新方向。技术赶超期,许多技术领域已经进入或接近世界前沿,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模仿。因此,推动企业试错,以市场机制选择技术进步的路径和方向,效率高于政府主导模式,如腾讯和华为都属于企业自主确定战略方向的成功案例。第二,政府对创新行为给予财税支持。由于创新活动具有天然的技术外溢性,除知识产权保护外,政府还应适度增加对科研和教育机构的财政拨款,补贴企业研发支出,实行减、免、退税政策;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领域,为加快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政府可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加大支持力度。第三,完善重点单位创新激励机制。对于省属国有企业,从短期利润考核向科技创新考核转变;对于金融机构,适度开发和销售与创新风险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对于科研单位,准许通过技术入股、期权等方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三)坚持自主发展,打造领军企业

长期以来,利用外资是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强项,外资企业(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20%,占全省城镇非私营就业的比重接近30%,占规上工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在30%以上。随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外资在全省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内、外资企业也从跟随互补向适度竞争转变。特别是创新领域,内资企业自主发展特征显著,研发经费内部支出2016年比2012年增长了68.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分别仅增长了41.9%和20.7%。从江苏来看,长期以来对外资的依赖对本土企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由于外资企业的供应链体系多依附于海外母公司,缺乏对本土服务的需求,所以江苏虽然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居于前列,却未能培育出贸易和供应链领域的国际一流企业,与浙江、福建和广东相比存在空白。由于外资高技术企业“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容易造成产业繁荣但企业孱弱的问题,如江苏电子行业虽然规模较大,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下人均创造增加值仅为美国的8.5%,生产效率甚至低于部分传统产业。反思过去才能更好地规划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更应时刻警惕,避免特定时期的优势成为长远发展的阻碍。

(四)继续深化改革,促进要素流动

    要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必须深化改革,破除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类障碍。第一,消除地方分割自治,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避免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同质化、投资重复化倾向,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区域主导产业的特色化和错位化发展,为企业打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推动所有制改革和行业重组,避免生产要素的无效占用。坚决清理“僵尸”企业和去产能,推动国有企业混改加速,支持具效率优势的龙头企业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并购,提高优质企业市场集中度。第三,加强制度保障,为人才合理流动畅通渠道。打破户口限制,建立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优先落户制度。优化基础服务,如加快人事档案管理服务信息化建设,完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办法,提供公租房、子女就学等便利,解决人才跨地区、跨体制流动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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